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今天发布讣告称太阳内线强势，击败快船砍下关键胜利，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太阳内线强势，击败快船砍下关键胜利，于2017年5月7日7时21分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98岁。吴文俊是中国科大数学系太阳内线强势，击败快船砍下关键胜利的开创者之一。华罗庚、吴文俊与关肇直分别在科大数学系带一年级学生，史称“华龙”“吴龙”“关龙”。以下系中国科大口述校史访谈组记录的史实，以此缅怀。

　　大智为师：吴文俊先生访谈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志辉 孙洪庆 王高峰 访问整理

　　摘要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文俊先生到学校登台授业，至1964年因参加“四清运动”而离开讲台。访谈中，吴先生首先回忆起引导他走上数学学术道路的几位良师，之后讲述太阳内线强势，击败快船砍下关键胜利了他在中国科大任教时一些往事，最后阐述了中国传统数学对当代数学教育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 吴文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传统数学 当代数学教育

　　吴文俊教授在科大接受采访，2007年6月 丁星摄影

　　吴文俊先生（1919—），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拓扑学、中国数学史、数学机械化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吴先生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

　　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文简称科大），为“两弹一星”培养尖端科学技术人才。根据“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京区的一些研究所承担了13个系的创建和教学工作。其中，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担任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主任，吴文俊先生到学校为58级力学与力学工程系的学生教授数学课程，之后他承担了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的教学工作。创办之初的科大数学教育采取“一条龙”的教学方法，即由华罗庚、关肇直和吴文俊分别负责一个年级的专业课程，他们被尊称为“华龙”、“关龙”、“吴龙”。吴院士全面负责该系60级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学生的数学教育，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后，吴文俊被派到安徽省六安地区的农村搞“四清”。“四清”结束后吴院士回到北京，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被迫中断了在科大的教学工作。1969年冬，科大执行有关高校撤离北京的指示，下迁到安徽省合肥市，吴文俊失去了与学校的联系。“文革”之后，科大采取一系列创新发展的措施而名声鹊起。1978年吴文俊兼任数学系副主任。[①]自此以后，吴院士多次应邀来科大讲学，与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7年6月5日，88岁高龄的吴先生再次应邀来到科大，为全校师生作了一场大型学术报告会，并与数学系的师生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和交流。吴院士在访问科大期间欣然接受了笔者的访谈，本文是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并经吴院士亲自校阅而成。

　　访谈时间：2007年6月5日上午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家楼

一 早年学习和教学经历

　　问：吴院士您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今天我们想与您谈一谈您和科大的情缘、您在科大工作的一些往事。首先让我们从您早年的学习和教学经历谈起。请您回忆一下，有哪几位老师对您走上数学研究道路有过重大的影响？

　　吴文俊（以下简称“吴”）：关于对我一生数学研究有影响的老师，首先第一个是我初中二年级的几何老师。[②]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我离开了学校，到乡下去。回来后一上课，几何都开始讲圆了。我前面的课程都没听，所以听不懂，干脆不听了，就看小说，结果到期终考试的时候就得了零分。暑假的时候，这位几何老师给我们补习。他很严格，经常要叫学生“吊黑板”，要太阳内线强势，击败快船砍下关键胜利你到黑板上，他出题目让你证明。我当时有许多错误，老师就指出来到底错在哪里。这样一来，我对几何上的认识、思考和方法就学到家了，那是关键的一个暑期。这个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真遗憾啊，这是第一个使我走上数学道路的老师。

　　第二个老师是在高中一年级，有位老师也教几何。[③]他是福建人，讲话学生听不大懂，而且他讲得也不太好，所以不受学生的欢迎。可是这位几何老师，他在课外给了我许许多多难题让我做。经过这样的训练，几何的难题我做起来很熟练的，一来我就知道怎么做了。现在不行了，拿一道中学考试的题给我做，我做不来了（笑）。中学时候在数学方面对我有影响的，应该是这两位老师，都是几何方面的，让我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而且有一些证题的能耐都在那时得到了训练。

　　到了大学，我想对我有影响的应该是大学一年级的老师胡敦复，他是系主任。[④]他讲课不慌不忙，但讲得非常清楚。一年级的微积分经过他讲授，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到了二年级，因为交大是工科学校，侧重于工科方面的应用数学，所以二年级我对数学没兴趣了，不想学数学。到了三年级情况就变了。三年级一位老师叫武崇林[⑤]，他的一些课程讲得非常清楚，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态度。他讲的数学基础课程，对我非常有吸引力，还有高等代数、高等几何、群论、数论、微积分、实变函数论……受了他的教育以后，我就下了功夫，从此我就对数学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实变函数论。我受了课程的影响，从实变函数论走向点集拓扑，再后来走向组合拓扑（代数拓扑），这是决定性。武崇林使我从对数学不感兴趣变成非常有兴趣，而且他也特别地对我另眼相看。他经常借书给我，他家里藏书很多，都是从各个地方搜集到的，我记得有一本是印度出版的《代数几何》。我想这本书恐怕别的地方不会有，不知道他怎么弄来的，专门借给我看。我受他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他经常借一些外面借不到的私人藏书给我看，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我还经常到他家里去。

　　问：刚才谈到的武崇林老师对您非常关爱，那么是不是他已经发现了您在数学方面有非常好的天赋，能够培养成很好的人才？

　　吴：也有可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特别感兴趣。抗战时期，交大迁到内地去，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上海，他想要把我弄到交大去当助教，不过没成。抗战胜利以后，他一直就跟交大讲，要把我弄去当助教，也没成。在抗战时期没成，那么到抗战后也没成（笑）。这几位老师，初中的一位，高中的一位，还有大学的一位，这三个人对我的成长特别有影响，我非常感谢他们。

　　问：您大学毕业之后，在两所中学里当过教员，并且在上海临时大学当过教员。

　　吴：那是抗战时期，要谋生，家里面光靠我父亲养活不了家人，我也要找一些工作。当时班上的同学就帮我介绍到一个初中去讲一年级的代数。[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一个学校垮台了，后来介绍我到另外一个学校，[⑦]直到抗战胜利。每一个学校教的都是初中一、二年级，光是教书拿不到多少钱，所以我又兼一个教务员的工作。每天一早跑去点名，看学生自习课是不是到了，一个教务员要坐在那里，一天到晚直到下班。所以那个时候数学研究谈不上，没有时间。晚上也不行，因为家里住的很局促。我父亲也是一大早就要上班，晚上很早就要睡。那个时候都挤在一个屋子里，所以我晚上也睡的早，根本没时间。因此不但没有学习什么数学，而且把原来学的数学全部忘光了。

　　这是大学毕业以后抗战时期的几年，到后来日本人已经差不多快垮了。那个时候我在中学里面，当然没时间搞数学，可是相处很愉快，都是教师，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大家很随便，什么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情形啦，都随便讲。后来才知道校长是地下党员，用办学校作掩护。他好像有意想把我吸引到这方面，所以借给我一些书。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西行漫记》，许多共产党的知识是从这里了解的。后来他带我参加一些活动，他显然是想把我吸收到这个里面。但我不懂，觉得这个校长很好，就跟着他走。后来抗战胜利了，交大从重庆搬回来成立一家临时大学，有一个朋友帮助我当了这家临时大学的助教。[⑧]这样一来就有时间了，因为当助教不需要花多少时间，我可以重新复习已经忘掉的数学，这是很关键的。还有另外一个影响，本来我跟中学的校长不是参加什么活动吗，就也不想干了。我又可以搞数学了，我马上就回到数学上面了。

　　问：那些时候您忘掉了很多数学，是因为各种复杂的生活困难？

　　吴：是的，现在可以搞了。我对数学的爱好，在交大经过武崇林的培养，已经扎下了根，只是因为客观条件，我没有办法，一有机会的话，我马上就回来了，重新搞数学。大概就是这样的。

　　问：您后来又留学法国，考的是中法留学交换生？

　　吴：是这样的。抗战胜利了，国民党政府回到南京了，教育部办了一个留学生的考试，其中有一项是跟法国政府建立中法交换生。法国派学生到中国来留学，他们学习的我想大概是中国的文学啊、历史啊，我不知道。中国到法国去的留学生，各行各业都有，文科、理科、法律教育什么的。一共好像招了40名中法交换生。我对这些东西都外行，教育部在报纸上登了，我也没注意.结果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就是帮我到交大当助教的那个同学，他到我家里来就告诉我这件事，劝我去参加考试。临时大学有一位教授叫郑太朴[⑨]，我给他当助教，他是不是地下党员我搞不清楚，反正是跟共产党关系不错。他突然跑到我家里，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家住在什么地方，也劝我去参加这个留学生考试。我本来不知道，后来两个人一劝说，我就去考了。因为我当助教当了一段时间，已经把忘了的东西都恢复了，所以我数学考试就没有问题了，其他语文、英语我不清楚，反正是通过考试了。数学一共四个名额，我考了第一，所以就到法国去留学了。

　　抗战结束以后，我的这个同学（赵孟养）想办法介绍我见到了陈省身[⑩]。陈省身在普林斯顿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数学家。他回来了以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我那个同学通过特殊的关系介绍我去见陈先生，他就把我吸收到研究所里，当时叫做实习研究员，实际上是当他的研究生。他不仅是把我吸收进去，而且还请数学系出名的几所大学，每个学校送一个年轻有为的学生到他那里，一共大概有五六个研究生，跟陈先生学拓扑，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真正走上了研究道路。但是因为我考取了留法交换生，我见陈先生的时候还不知道，我考过就忘掉了。到第二年发表了，我考上了，教育部把这些考上的人弄到南京去，然后准备到法国，我就这样子离开陈先生。大概经历就是这样子。

　　问：您1951年回国后先到北京大学当了教授？。

　　吴：先到北京大学，教了一年，那时教得很糟糕（笑），教书跟研究是两回事情。

　　问：当时是教什么课？

　　吴：教微分几何。微分几何本来我就是外行，因为我在陈先生那里。在留学的时候学的是拓扑，没有学微分几何。那么就临时找一本书讲，讲得一塌糊涂。

　　问：是给数学系的学生教课？

　　吴：给数学系的学生。非常糟糕，很对不起那一班的学生。

　　问：但是我想，那一班的学生现在要回想起来，在大学期间能够聆听到您的讲课，应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吴：唉，就好像我在初中教课也是非常失败的。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教负负得正，我先这么教，后来发现不成。换一个教法，又不成。本来改了一下以为可以，到后来又不对头，学生就乱算一气了，反正是教负负得正，一直是失败的。这是在北京大学之前，抗战时期在中学教书的情况。本来我对中学老师很有感情的，对后来的中学校长也很有感情，我很乐意，可是我看我教书不行，这也是使得我决定回到数学研究而不走教学这条路的原因之一。

　　问：后来您就从北京大学调到中科院刚成立的数学研究所。

　　吴：这个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的事情了。

二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

　　问：1958年科大成立，当时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办一所培养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科学院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您当时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是如何到科大工作的？

　　吴：我一点都不知道，突然临时通知我，成立科技大学了，你到科大去教课。我毫无思想准备。

　　问：是谁通知您的？

　　吴：当然是所里面通知的，具体是谁我忘记了。

　　问：当时数学所里的几位先生，像华罗庚、关肇直也都到科大去教课。

　　吴：我想他们都是事先知道，可是我不知道，是临时通知我去科大教书的。这个我对当时数学所的领导有意见，应该早点打个招呼，我对教微积分没什么经验，所以教得一塌糊涂（笑），应该早一些通知，至少有个思想准备。建立科技大学，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我大概后来听说为什么要建立科技大学，因为科学院的年轻同志，都是由各个学校送来的，比如说北大，把毕业的一些好的同志，送到科学院来当实习研究员，各个学校都送一些。

　　可是后来发现，真正最好的人学校自己留下了，当然也不是把差的送来，也是好的，但不是最好的。科学院要解决年轻研究人才的来源，就自己创办一所大学直接培养，因为科学院有师资力量，虽然不一定教过书，可能没有经验，但能耐是有的。不管建立科技大学的动机怎样，这个做法是对的。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现在讲“教学相长”，当然要抽出一部分时间来从事教学工作，对于自己的研究也是有益处的，对我本人来讲，科大教书的几年，我受到很大的益处，意想不到的益处。

　　问：创办之初的科大数学系采取“一条龙”的教学方法，就是您和华罗庚、关肇直每位先生包一届学生。在科大校史上，建校之初的数学系有“华龙”、“关龙”和“吴龙”的说法，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吗？

　　吴：这个“一条龙”是人家叫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反正不管什么样子，“华龙”是一条龙，“关龙”是一条龙，我根本称不上是“龙”。有一届由华罗庚包了，怎么教学、怎么安排教师，由他负责。我只是包了一届。

　　问：这是不是教学的一种改革，一种创新，一种新的模式？

　　吴：我不太清楚，反正人家这么叫。我也不能称为“龙”，反正有一班是我负责。

　　问：大概有多长时间，负责到他们毕业？

　　吴：一直到毕业。是这样的，先是普通的课程，一年级、二年级。到三年级呢，搞专门化，这由我提出来，建议建立几何拓扑专门化，不是专门拓扑，不是拓扑专门化，是几何拓扑专门化。在建立专门化的过程中，要吸收一些同学到班上来，一班有一百多人，有时候更多。当时有规定，专门化的人不能多，因为着重是应用、联系实际方面，不能都搞纯粹数学。所以人不多，大概十来个人，三年级、四年级，甚至再到五年级，我记不得了。反正我负责这个专门化，由我挑选几个人，也不是完全由我挑，你不能将好的学生都挑走了，可以挑几个好的，余下的由学校安排。

　　问：科大非常注重基础课的教学。

　　吴：是的，我从来都觉得这是科大相当成功的地方。而且，科大的学生，我的印象是不太搞政治活动，埋头在书堆里面，朴实认真。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全部精神放在教学上。

　　问：当时的学风如何？

　　吴：学风好，所谓学风好就是埋头学习。

　　问：那时您有没有发现几个非常喜爱数学的学生？

　　吴：有好几个。有一个我特别欣赏的，叫王启明，后来在美国出车祸去世了，否则的话他应该是中国当代数学界的学术领导。还有几个也可以，学术都很好，我有个名单，因为每年都要来祝贺我生日（笑）。我有他们的名单，而且记着他们现在干什么。

　　问：您是如何发现王启明对数学有特别兴趣的？

　　吴：当时可能是讲《高等微积分》，我不记得了，应该是在二年级。我是根据一个德国人写的教材来讲，因为我的德文比较在行。有一次，王启明跟我讲，说你讲的内容是不是根据那个德国人的，我想这个学生了不起啊，他懂德文。因为我没讲过，他知道我讲的内容是根据什么来的，我大吃一惊。还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王启明说有一个地方讲错了，他指出来，我印象特别深刻。到后来专门化的时候，就把他吸引到班上来，讲几何拓扑。

　　问：您讲课自己编写教材吗？

　　吴：我当时讲课要有蓝本，不能自己编。华罗庚自己编了一套《微积分》来讲，关肇直也编一个教本，两个都印出来了。我没有教本，我讲课不成系统。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华罗庚和关肇直的教材都是不错的，也涉及到中国传统数学的某些内容，像无理数、小数等。华罗庚和关肇直不约而同，都是从这个地方入手的，讲小数，无穷小数可以代表任何实数，就从这里入手。先讲这个，相当于中国古代，然后再到比较现代的西方的内容。他们两种教本都是这个样子。

　　问：您当时是用他们的教材来给学生上课？

　　吴：我没有用他们的教材，当时也不是很清楚他们的教材。

　　问：当时课堂上课的场景是个什么样子？

　　吴：是一百多人的课堂。

　　问：您在科大工作的几年中，除了教学之外，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什么？

　　吴：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反正那时候比较不稳定，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在科大的五年倒是稳定的，一直教下去的，先教普通班，然后再办专门化。

　　问：您在1956年的时候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那时候您非常年轻，37岁，第二年被增选为学部委员。在您的科研兴趣非常浓厚、并且处于前沿领域的时候，您到科大来搞教学工作，这种教学与科研之间有没有冲突呢？

　　吴：也可以说有一些，但关系不大。

　　问：您在教书的时候还是全力投入教学工作的？

　　吴：那个时候还是相当投入的。开头没思想准备，在力学系开课，教得很糟糕，后来教数学系，那时还是比较不错的。有时讲得好，有时讲得不好，但是比较认真地教。

　　问：58年、59年的时候有一些政治运动，比如说在“大跃进”中，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数学教学也要联系实际。当时数学系的教学情况是怎样的？

　　吴：开始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我是搞拓扑的，我想当时搞数学的也没想什么联系实际，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受到思想冲击，一下子接受不了。可是稳定下来再认真思考，“数学联系实际”提得对，数学应该联系实际，不联系实际的数学是错误的，这是我后来想的。这个对我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我接受了这个思想，这也影响到后来的一系列工作。开始我不理解，不能说抵触，就是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时候搞得也不对头，跑到酱油厂去，还有跑到中关村的电话局，基本上是乱来一气，瞎搞，这个做法不对头。可是到后来，我确实接受了，联系实际就应该是真正地联系实际，这是对的。我现在变成数学联系实际的坚决拥护者，就是受这个思想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的。

　　问：您是什么时间停止在科大上课的？

　　吴：到1965年，“四清运动”，班上的同学一起去的。那时候，我到了安徽六安。那个时候就离开了科大，等到“四清”回来，马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天下大乱。

　　问：回来以后跟科大有没有什么联系？

　　吴：那个时候不可能有联系，文化大革命，什么事都谈不上。

　　问：后来科大就下迁了。

　　吴：唉，对啊，科大1970年就迁到合肥来了。

　　问：当时，您是如何知道科大要下迁的？

　　吴：科大下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知道，因为杨……，一下说不出来了。

　　问：是杨承宗？

　　吴：杨承宗！他来告诉我，因为杨承宗在法国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交往了，有时候也联系。他跟我说，科大要下迁到合肥，他也没说什么道理。

　　问：您从科大离开后，是否还在其他大学讲过课？

　　吴：没有。没这精力，也没这可能。

　　问：您曾多次来科大来讲学，应该说对科大有种特殊的感情。

　　吴：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家要找我，首先是严济慈，他当校长，老是要找我，而且要把我留在科大，我不干（笑）。我还是以研究为主，教育为次，兼职可以，要我撇开研究工作，这个我不干。严济慈是一定想要把我拉到科大来，科大要是在北京的话还可以考虑，在合肥就不可能了。恐怕他也想把华罗庚弄到科大，这个也不可能。

　　我也不喜欢行政工作，我对系主任，根本不……（笑）。我现在什么行政工作也不管，我从来都不管的，当所长、副所长的时候我都不管的（笑）。我不愿意当副所长，当就当了，结果走在路上一个年轻同志就找我，说他现在要房子，要我给他想办法。我说我不管这个事情，他说你不是副所长么？我说，这个副所长我也不想当，革掉最好了喽，本来我就不想当。真正当副所长，我还麻烦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都找上我了。我也不知道所长、副所长怎么当的，他们有这个本事，我没有这个本事。要我去分房子给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带名誉性质的，都是名义上的，我也搞不清楚，我接了很多名誉的，这个是名誉的，那个也是名誉的，我都不管。学术上的事情我管，不是学术上的我不管，我对社会活动也根本没兴趣。我只管学术方面的，比如说科大找我来做个报告，那我可以考虑，你要来一个什么名堂，那我……（笑）。

　　问：大家都对您的学识非常敬仰，您能推开这个行政方面的事情专心做研究，直到现在也是活跃在数学的前沿领域，也是大家非常敬仰的。

　　吴：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当然有人特别有能耐，可以又是做行政又做学术，我没这个能耐，我只好限于学术方面，行政我不敢过问。有能耐，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三 中国传统数学与当代数学教育

　　问：还有一个问题，您对中国传统数学非常喜爱，也非常有研究，您觉得中国当代的大学数学教育，是否可以引进一些中国古代传统的数学方法？

　　吴：应该是这样的。这要靠教师，教师自己对这个有认识，那么可以在课程里面适当地讲一些。靠外界促动是不行的。

　　问：您认为传统数学的方法对当代数学还是有一些启发和帮助的？

　　吴：我是走极端的啦。我不是讲过嘛，影响数学进展的决定因素是中国的传统数学，而不是西方的欧几里得数学。我那个时候说过，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当然，现在这个思想国内不接受，国外也不接受，我想慢慢会接受的，也有迹象表明现在是得到某种程度的认识。我去年得了邵逸夫数学奖[11]，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是为什么给我的问题。评审委员会是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北大的张恭庆[12]，他当然支持我，但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想到他说话不会有太多力量。此外的四个人，主席叫阿提亚（M. F. Atiyah）[13]，曾是英国皇家学会主席，获得过菲尔兹奖；一个是日本人，叫广中平佑（Hironaka）[14]，他也得过菲尔兹奖；还有一个是俄罗斯人，叫诺维科夫（S. P. Novikov）[15]，也是得过菲尔兹奖的，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格利菲斯（Phillip A. Griffiths）[16]，他没得过菲尔兹奖，但他是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每年都要吸引很多年轻人到那里去，格利费斯对全世界数学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而且他掌握数学的发展形势，是这样的一个人。尽管他自己没得过菲尔兹奖，但他有许多很好的工作，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这么几个人的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是决定把这个邵逸夫奖给我和一个美国人，叫曼福德（David Mumford）。它的评语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走的方向是不约而同的，本来是纯粹数学搞出成绩，我是搞拓扑学的，曼福德也是搞纯粹数学的，后来两个人都转向计算机了。不同的原因，但都跑到计算机领域，而且在计算机应用到数学方面都做出了某种成绩。他们最后一个评语说，我们两个人的工作，代表了未来数学的一种发展倾向，大意是这样。这说明，我的那些做法，用计算机来从事数学研究，这是有道理的，它代表了将来的数学发展。我刚才说钱多少没关系，这个评语使得我非常高兴，说明我用计算机来搞纯粹数学，来搞数学，现在谈不上搞纯粹数学，是我应该继续下去的事情。

　　问：这种思想是从传统数学来的？

　　吴：是从传统数学来的。计算机科学有一个大人物叫克努特（Donald E. Knuth）[17]，他说计算机科学说穿了就是算法的科学。中国的数学主要是算法，不是定理。什么定义、公理啦，中国根本没有，就是算法。按照克努特的意思，中国传统的数学是计算机的数学，因为中国传统的数学是算法的数学，我用计算机来搞数学，这是理所当然的了。邵逸夫奖说明了，国外也有一定的认识，至少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这个认识，我跟曼福德这个做法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想慢慢会得到支持的。

　　问：您对传统数学是大力推崇的。

　　吴：我觉得中国传统数学的算法是适合计算机的，这方面一定能压倒西方，这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对不对，现在没法说。当然，西方也有它可取的地方，需要动脑筋，就好像我在初中、高中的学习训练。可是这不是正路，我不赞成这个，早晚要被中国的数学淘汰。这是我的预言，将来考验是对还是错，也许我已经死了（笑），我自己不知道，后来的人可以知道。

　　问：那您感觉中国当代的大学数学教育，应该有什么样的做法？

　　吴：当然应该能够符合这样一个趋势。不过，这个主要要求教师要有认知，强加给教师，这个做法我想效果不会很好。中国有不少人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国外也有这样的认识，我是去年获了奖才知道，跟计算机打交道的人当然对我有认识，这是自然的，但纯粹数学方面的人也有这个认识，这是我不敢想象的。这个是要慢慢来的，要有耐心，自然而然。

　　问：发扬传统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在当代大学数学教育中该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吴：我想，在国内有不少人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也不是全部，反对的人也多得很，可是有不少人是支持我的。这是可以想象的。

　　问：您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国传统数学的？

　　吴：对，完全是外来因素促成的。我本来不知道，也瞧不起中国的传统数学，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后来是因为数学所的关肇直，他是我非常佩服的，他提出来大家学学古代数学。当时有一种复古倾向，关肇直提出学中国古代数学是比较合法的，因为拓扑你不能搞，一搞就要挨批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也没什么别的可看，我也就这样，先看看究竟怎么回事，一看原来是这样子。这是要下功夫的，要跑图书馆、旧书店，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理解的。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不是随便想一想，一下不劳而获的，哪有这么容易，都要下苦功。

　　问：您当时接触到中国传统数学，最早接触的是哪个领域？哪本著作？

　　吴：最早是看一些通俗的书，看古书看不懂的。我记得当时一个是看李俨，一个是钱宝琮。特别是钱宝琮的《中国数学史》，他用一些现代的话，将中国传统数学做一些介绍，这些可以看懂，究竟中国数学都讲一些什么东西。可是，光是这样是不行的，我知道讲了什么东西，根据这个必须再找原著，要找第一手材料。第一手材料刚开始看不懂，但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再来看第一手材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讲的。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要下很大功夫。

　　结果在关键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中国古代量太阳的高，地面作为水平面，测量太阳离开地面的高度。这在很早以前，就有一个漂亮的公式，叫“日高公式”，还有“日高图”，这个图的来历要到公元前2世纪，秦朝以前，也不知道怎么来的，笼笼统统的一些话，看不懂了。三国时代吴国的赵爽，写了几篇相当于是现在的短篇论文，有一篇是“日高图说”，解释太阳的高度公式是怎么计算的。这个“日高图说”，它是有图的，画在绢上，上面还有五颜六色的，用颜色标注。当然这个图已经走样了，留下来的也是残缺不全的，还有个说明也几乎没法读懂了。就是利用这个走样的图，然后根据赵爽的“日高图说”，一步一步就可以把它证明出来。这是关键的一步，这么一来，我就决定下功夫了。这个是有道理的，中国的数学可以啊，究竟有多少东西，这个就说明了问题。这么漂亮的一个公式，而且有证明啊，赵爽的这个“日高图说”，我一句一句对照，把它得出来的。

　　中国人就喜欢跟着外国人跑。“日高图说”有这么一个日高公式，怎么来的呢？那么有人要证明，怎么证的呢？添一条平行线，这不是胡闹吗，中国哪来的平行线？中国历史上没有平行线的概念，怎么能随便画平行线呢？而且有的人甚至用tangent（正切函数）证出来，说这个公式是对的，tangent是哪个世纪才出现的？“日高公式”是在古代，公元前的秦汉初年的著作里出现的，哪里有tangent这个概念? 我曾提出几个原则，古代的数学应该以当时古代人掌握的知识来进行推演，不能用后来的东西。要有原则，不能乱来。这个“日高公式”得到成功，就说明中国古代数学有它自己的内容，这是我决定性的一步。此后，我就继续钻研，这就简单了，下功夫就行了。当然，我下功夫也不是都下在这方面，只是有一部分，因为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喜欢几何，几何问题看得比较多，还有一些其他的，因为我也不是搞数学史的，我是业余爱好吧（笑）。

　　问：您过谦了，我们先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

　　吴：我乱说一气，想到哪，就说到哪。

　　参考文献

　　胡作玄、石赫 2002. 《吴文俊之路》.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4－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1978-WS-C-38. 关于聘请兼职系主任、系副主任请示报告.

　　作者简介：吴文俊，1919年生，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志辉，理学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孙洪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生；王高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硕士生。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级重点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口述历史”。

　　[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 1978—WS—C—38。

　　[②]1931至1932年，吴文俊在上海民智中学读书。参见胡作玄、石赫 2002，页4－8。

　　[③]1933年，吴文俊在上海正始中学读高中。

　　[④]胡敦复（1886—1978），江苏无锡人，中国数学家、教育家。1909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28年获得美国荣誉博士学位。1930至1945年，胡敦复任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

　　[⑤]武崇林（1900—？），字孟群，安徽凤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

　　[⑥]1940年吴文俊交大数学系毕业后，经人介绍到育英中学任教。

　　[⑦]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日军进入上海租界，许多学校停办。1942年夏，吴文俊到培真学校任教，并兼任教务员。校长叶克平为中共地下党员。

　　[⑧]1945年末，吴文俊到上海临时大学任郑太朴教授的助教。

　　[⑨]郑太朴（1901—1949），上海人，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数学家、翻译家和革命家。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学。回国后先后于中山大学、同济大学、重庆交通大学任教，曾任同济大学数理系主任、教务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等职。

　　[⑩]陈省身（1911—2004），浙江嘉兴人，微分几何学大师。1936年获得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1943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1946年回国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并任代理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1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4年获得沃尔夫奖，2004年获得邵逸夫奖。

　　[11]“邵逸夫奖”是由香港著名的电影制作人邵逸夫于2002年11月创立的国际性奖项。设有数学奖、天文学奖、生命科学与医学奖三个奖项，颁发给在数学、医学及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其形式模仿诺贝尔奖。首届颁奖在2004年举行，邵逸夫数学奖 2004年颁发给陈省身，2005年为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John Wiles）；2006年为吴文俊和大卫?曼福德（David Mumford）。

　　[12]张恭庆（1936—）上海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6年至1999年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

　　[13]阿提亚（M. F. Atiyah, 1924—），前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三一学院院长，牛顿研究所所长，1966年获得菲尔兹奖。

　　[14]广中平佑（H. Hironaka, 1931—），日本数学家，1970年获得菲尔兹奖。

　　[15]诺维科夫（S. P. Novikov, 1938—），俄罗斯数学家，1970年获得菲尔兹奖。

　　[16]格利费斯（Phillip A. Griffiths, 1938—），美国数学家，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

　　[17]克努特（Donald. E. Knuth, 1938—），中文名高德纳，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是计算机算法和程序设计技术的先驱者。

　　吴文俊先生生平

吴文俊1919年5月12日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到中研院数学所工作。1947年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随后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吴文俊于1951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任职。曾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系统所名誉所长。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吴文俊先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的开创者之一。

吴文俊对数学的主要领域—拓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引进的示性类和示嵌类被称为“吴示性类”和“吴示嵌类”，他导出的示性类之间的关系式被称为“吴公式”。他的工作是1950年代前后拓扑学的重大突破之一，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性成果。1970年代后期，他开创了崭新的数学机械化领域，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吴方法”，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先驱性工作。他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的工作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吴文俊曾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2000)、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6)、首届求是杰出科学家奖(1994)、邵逸夫数学奖(2006)、国际自动推理最高奖Herbrand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