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沃尔夫斯堡危机四伏，德乙冠军艰难冠军之路，大学校长的演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逐渐被作为公共事件凸现出来。大学校长的演讲乃是以言辞召唤大学本质的在场，从而唤起青年学生对大学理想的追求。从蔡元培的北大讲演到芝加哥大学多任校长的讲演，内涵的要旨乃在大学之事与理之间的张力，在不断言说大学理念的过程中把大学的本质带入当下。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更多地作为体制化大学实践的流程。关注大学校长的讲演，蕴含的主题是关注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和现代大学体制的完善。

　　继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2010年讲演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后，大学校长的演讲在今日大学视域乃至社会视域中开始凸显出来，诸多大学校长纷纷开始重视自己的讲演。

　　2012年9月，大学开学之际，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复旦、武大等知名大学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与“根叔的演讲”相比，演讲词在贴近学生、贴近实际的同时，逐渐在淡定之中多了一份理性的质朴。

　　一方面更多地融入大学校长自身经历与个性，同时也不忘引经据典，让孔子、蔡元培等人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与大学理想进入当下大学空间之中。譬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演讲题目是《重温关于大学的常识》，试图重新打捞已经被淡忘的大学精神，重申大学本质，强调大学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这种淡定，正是大学精神理性回归的标示，校长们的演讲也逐渐地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学之校长的演讲。沃尔夫斯堡危机四伏，德乙冠军艰难冠军之路我们有必要探究沃尔夫斯堡危机四伏，德乙冠军艰难冠军之路：大学校长的讲演作为当代大学生活中的真实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放在当下大学发展的整体视野中，其中蕴含着何种精神脉象。这表明：大学校长的演讲，不仅是跟他个人有关的事情，而且是事关当下大学精神发展的公共事件。

　　校长讲演成为体制化时代

　　大学教育流水线的点缀

　　考察从蔡元培到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讲演，不难发现，杰出的校长讲演总是出入于大学事务与大学理念之间，一方面不断阐发大学作为知识与真理研习与追求的场所，以激发青年学生对更高事物的追求沃尔夫斯堡危机四伏，德乙冠军艰难冠军之路；另一方面直接明了地诉诸大学事务，关注大学在现实大学空间中的作为。形而上与形而下兼具，心灵与行为并举。

　　合而言之，校长的讲演需要立足于大学的事务，又超越大学的事务，上升到大学的理念；或者立足于“这所大学”的理念来展开大学的事务。校长的讲演就由大学的事务走向大学的理念，由这所大学走向普遍的大学。真切地关注“这所大学”的理念与事务，同时又真实地关切于“大学”的理念本身。立足于具体大学的事务，同时又上升到普遍的大学理念诉求，这教育纵横就是校长讲演的基本境界。

　　校长直面学生的讲演主要是新生开学讲演和毕业典礼上的讲演，当然也应该包括面对教师的讲演。单就开学讲演而言，通常的格式，乃是三部分构成：一是表达欢迎，同时表示祝贺；二是介绍大学的主要情况，特别是大学的主要声誉，包括多少博士点、硕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多少院士、学位委员等等；三是传达对学生四年大学时光的期待。

　　究其实质而言，校长讲演的主要目标乃是唤起新生对大学的认同，而不是对大学精神的认同，至少前者是主导性目标，后者是附带性的。当然，目前也出现了不少“另类”校长，或者说“另类”校长讲演。这里的另类主要是形式上的，即采用亲切的文字和讲演姿态，但这种讲演还不够，最主要的是欠缺大学精神的深度阐释与期待，而更多的是在讲演形式和策略上的突破，而非内容的突破。就惯常而言，大学校长的讲演更多还是陈述大学之事，其视野更多地停留在可见大学事物之中，并没有指向对可见大学生活之上更高事物的诉求。大学之事有余，而大学之理不足。

　　如果我们拿过去的大学校长讲演与今日校长开学讲演进行对比，其间的变化是明显的：首先，从形式上分析，过去大学校长的讲演，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例，大都是现场讲演，没有预先的文稿，成竹在胸，大学精神本身就是他们胸中块垒，乃是长期思考积累的结果，他们是话由己出，言从衷来，而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大都是秘书团队的作文，校长不过是照本宣科，间或会融入自己的理解而已。当然，不排除校长讲演前会对文稿作出必要的修正，但整体上不是校长长期沉思的结晶。

　　其次，从内容上分析，以前的校长讲演，由于现场讲演居多，往往是直接从当下遭遇的问题着手，一点点扩展开来，引导到对大学理念的阐发，显现出开阔的精神气象，而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往往面面俱到，从时代特征、国际视野到学校问题，一一道来，架子很大，而针对性往往不强；以前的校长讲演，大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化气质，也就是校长个人的魅力，特别是现场即兴讲演，往往是校长学识、人格、讲演综合魅力的直接体现，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文稿多是团队产物，很难见出校长个人魅力来。毕竟代笔者难有校长的大学识见和文化襟怀，写出来虽文辞华丽，但依然难免襟怀狭小，内容空乏。这就是我们一方面需要肯定“根叔”的讲演，同时又要看到其局限性的原因所在。“根叔”的讲演虽然遭遇热捧，但其中并没有太多自我人格的迹象，而是把各种时下流行的网络、时尚话语杂糅其中，团队写作的痕迹十分明显，甚至其中还不乏作秀的味道。

　　这样说并不是简单评述当代大学校长讲演的不足，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其中蕴含的问题：为什么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鲜有名篇佳作问世？

　　主要原因大抵有两个：一是体制化时代的大学实践使得校长的讲演程式化，校长的讲演不过是大学教育流水线上功能化的点缀；二是今日大学校长往往身兼数职，身份多元，真正作为纯正的大学校长身份的时间受到局限，这意味着大学校长实际上很难全身心地进入大学事与理之中。

　　这其中，深层原因当然是体制化时代的大学和大学校长所被给予的实践空间太小，大学自主权长期缺失，大学传统的维护与孕育匮乏，加上专家而非教育家治校而来的校长素养上的欠缺，导致校长很难真正全然置身于大学有机体之中，而只能更多地作为官员被动地行走在大学的诸种应对性事务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对大学校长讲演的关注，需要回到大学校长的生存状态，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大学体制。

　　我们期待好的大学校长演讲，

　　其实在期待大学精神的本色回归

　　好的大学校长的演讲意味着把大学的理想带入当下，带入此时此地的大学，开启此时此地的大学之人的大学想象，唤起人们对大学精神的仰望。隔着数十年的光阴，重温蔡元培、胡适、张伯苓当年的大学讲演，可以说是余音缭绕，余香满口，正是因为他们的演讲不仅仅开启了他们面对面的青年学子的大学想象，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大学气象。

　　应该看到，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问题已逐渐为大学校长们所重视。早在“根叔”的讲演之前，现任南开大学校长的龚克于2006年9月，第一次以天津大学校长的身份作开学致辞，之后的每个新学年都要讲一次。“我觉得这是校长——作为特殊的老师——为新生开的特殊课程，是必须讲而且必须讲好的一课。”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2011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着重围绕如何践行“人文日新”的清华精神，也可圈可点，不足之处在于理念阐发过多，论说的味道偏重，演讲的品质不足，跟清华“这所大学”的内在联系不是很充分，现实行动的路径指引偏少。

　　校长开学讲演方式与内容的变化，虽然谈不上校长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的开始，但其中蕴含着大学校长职业精神的觉醒，也可以说是校长对大学精神的觉醒。这样的讲演对校长个人而言意味良多。首先，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官位，而必须是大学精神的代表，或者说一所大学之精神的集中体现者。站在学生面前，你就是大学。换言之，大学校长必须体现为一种精神的存在，这意味着大学校长必须扩展自己的文化视野和大学气质，努力使自己融入到大学现场之中来，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凌驾于大学生活之上。这样，大学校长必须时时，而且充分地保持对大学精神以及大学现场的敏感性和觉悟性，也就是让自己始终融汇在大学有机体之中，自身才可能随时体现为大学精神的承载者，而能在即兴的讲演中，发散出大学精神的魅力来。

　　无疑，一个好的大学校长的开学讲演，可以更多地让青年学子们真实地感受到大学的情怀，激活他们的大学理想，引导他们大学生活的方向。校长的开学讲演不仅仅是对学生和社会的承诺，也是其治校和治学理念的阐述。校长开学讲演并不应该有一个确定的内容，或者说非讲不可的主题，恰恰我们需要反思校长讲演的模式化、程序化，因为真正的大学精神是无形的、渗透的。

　　最重要的是，校长们能够见微知著，从其对当下青年学子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或期待之中找到合适的主题，阐幽发微，由表及里，言近旨远，沁人心脾。换言之，大学校长的讲演应该建立在对青年学子思想动态、心灵轨迹的真切了解，从而使讲演有切实的针对性，同时又能站在校长的立场上引领大学生，扩展他们文化与思想的境界，提升他们精神的期盼和心灵的高度。校长的讲演不仅需要生活的广度，生命的温度，更需要精神的高度。

　　惟其如此，校长站在台上讲演，才足以成为大学的象征。这意味着校长的讲演建立在自己长期对大学教育问题沉思、积淀、自由表达的结果，而非一时的应急之作。校长的开学讲演应该是跟其大学教学思想密切相关的，确切地说，校长的讲演本身就应该是其大学教育思想的体现。

　　可以说，校长的讲演其实就是校长全身心浸润于大学事物的表征。这实际上就牵涉大学校长的职业化问题，“大学校长及其他管理者应是管理专家而不一定是某一学科专业的专家，大学管理应专业化。如果大学校长既是管理者又是专家，那么他就会有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人格”，这难免导致校长在管理实践中观念与行为的分离。

　　回眸20世纪的大学史，不难发现，那些杰出的大学校长，大都学养深厚，文化视野开阔，但他们不见得都是学问上的一流，或者是所在大学的翘首，即使是蔡元培、胡适，包括蒋梦麟、傅斯年，以及张伯苓等，他们真正的影响力都不在学问，而在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功勋有加，甚至可以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京大学的崛起，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这意味着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不需要院士或别的头衔来给自己正名。

　　承认校长是一种专业，当校长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需要开阔的文化视野，需要对大学发展的了然于心，需要对大学事务的深谋远虑，而不一定需要在某个专门领域有一流的研究水平。甚至，当了校长以后，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放弃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把校长本身当成一个研究领域。这意味着我们的校长选聘并不一定非得是院士或者委员，如果当校长前不是，当校长后更加不需要成为院士或委员，这样才可以一心一意把校长当成一种杰出的职业。

　　当校长全身心系于大学，他的所思所言都跟大学的命运相连，其站在学生面前的讲演也自然成为大学事理的自觉表达。这意味着我们关注大学校长的讲演，其实更深层是关注大学校长的生存方式。只有当大学校长沉浸大学校长的事务之中，不用过多分心，他们才可能真正有属于自己的大学讲演，否则那种流水线制作出来的大学讲演，尽管挂了校长之名，但并不是真正的校长讲演。校长讲演内容有疏忽，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次讲演没有丝毫的疏忽那才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大学校长的个性、人格、学识都融入了大学之中，校长的讲演传达出来的都是自己对大学诸种事物的真实关切，是自己心中的大学理想。

　　也许我们这个时代对校长的开学讲演致辞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或者说我们对大学校长的开学讲演并没有太多的期待。但校长的讲演辞毕竟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话题，我们有必要让隐在其中的大学精神脉象更充分地显现出来。

　　这实际上蕴含着大学校长本色回归的迹象，即大学校长不再纯然作为上级任命的官员，而是切实地作为这所大学有机体的带头人，生活在这所大学“之中”，而不是“之上”，他的喜怒哀乐都深深地系于大学，他的思想浸润在大学之中，他的表达真实地依托于大学，传达大学的内在理想，引领大学的精神气象。而大学校长的本色回归，其实也就是大学的本色回归。大学以大学问为根底，以育人为使命。个性化的大学校长开学讲演的不断出现，不过是大学向着大学精神回归的表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大学校长的讲演，其实是对当下如何完善现代大学体制和重建大学精神的期待。简言之，我们关心大学校长在大学场域中的讲演致辞，不过是对大学能更多地回归大学之本真的期盼。

　　值得一读的毕业致辞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去职，其毕业致辞何以轰动？

　　7月3日，西北政法大学原校长贾宇的一篇《立身为公 力学达成 行稳致远》毕业典礼致辞瞬间刷爆西北政法大学学子的朋友圈。

　　本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校长毕业致辞，何以如此轰动？

　　原来就在同一天，陕西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免去贾宇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职务的通知，这也就意味着贾宇7月3日的毕业典礼致辞真的成为他本人向西法大告别的最后一课，或者最后一个正式的告别仪式。也难怪他会说：“同学们，你们是我当校长以来，送走的第11届毕业生。11年来，每年都有这样一个场合，我要代表学校给毕业生上最后一课。今天又是这样照例的最后一课，也是特别的最后一课。再见了同学们，再见了西法大。”

　　七月，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年离别时，对于学子和老师们来说，本就是一个伤感的时节，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刻，在西北政法大学学习生活和工作了38年的贾宇校长也要离开了，这让很多西北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更充满不舍和留恋。

　　作为中国刑法学领域的大家，他在求学、授业，乃至掌舵西法大的各个时期，都将自己的本业做到了极致，这也就可以理解他的一次正常的调动，为何能让人身边人那么动情。面对他致辞中“此去前程似锦，他日相逢依旧赤诚”的祝福，西法大的学子们用“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作出了真诚的回应。

　　7月4日，《法制日报》记者电话采访贾宇，消息得到印证，他即将担任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一职，问他此时此刻最想对西法大说点什么？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不多说了，我只能说自己努力了，在校长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了……”

　　一个真性情的西北汉子

　　因为工作关系，记者与贾宇很熟悉，私交也甚好。仅从外貌来看，贾宇属于那种秀气的书生模样，与汉子这个词相差十万八千里。可了解他的人都懂得，他个子虽然不高但讲话中气十足，内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是一个真性情的西北汉子。耿直、倔强、不屈服、真诚用在他身上都恰如其分，因为很多研讨会上，我都聆听过他不加渲染客套而是直奔主题的发言，很多时候他不会讨巧地迎合他人，但这也经常能让他的观点被大家记住。更多时候，他在乎一个理字，这不仅是自己的性格使然，更是一个法律人的情怀所致。

　　7月4日，已被任命为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的王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贾校长有着西北人耿直倔强和热情浪漫的性格。在教育理念上，他极为重视实务，具有显著的实务倾向。在面向政法机关开放办学方面，他推动和进行了许多走在全国前列的尝试和探索。他反感现实流行的那种单纯的、刻板教条和封闭的教育评价体系，不放弃在任何可能情况下对它的批判。比如，对招收在职法律硕士生从不规定英语分数线，废除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两篇论文的规定，鼓励教师去实务部门挂职、并在实践中找题目、写文章，或者写咨询报告等等。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多次到新疆反恐一线签协议、建基地、聘顾问、请专家，到地县乡村，到监狱，到基层派出所调研，并力图形成影响决策的咨询报告。他相信，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实际意义，还能为长期处于主流话语边缘的西北法学人找到生机和出路。

　　汪世荣教授也对记者说，的确，贾宇就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将自己的手机公布给学生，和所有同学保持“零距离”的沟通和交流，是贾宇校长处世为人、治校理政的特点和风格。无论学习还是生活，只要有难处，求助贾宇校长，是“西法大”学子独有的“获得感”。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也就是贾宇校长治校的独特方法。

　　2016年10月，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举办庆典的过程中，学生喊出了“西法大”这一名字，贾宇校长聆听学生心声，将之作为学校的简称。学生向校长诉苦，认为假期“封校”，影响不回家同学的学习，他就要求后勤管理集团克服各种困难，为学生开辟一间能够在假期读书的专用教室，避免同学到其他学校蹭教室而低人一等。只要是学生的心声，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克服和解决的，这就是他能够和同学打成一片的原因吧！

　　艰苦的环境练就山一般的性格

　　贾宇生在西部，长在西部，是西北地区第一位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不少东部高校曾向他发出邀请，并许以重任，但被他一一谢绝了。他说：“我虽然知道外面有更大的舞台，但对我来说，西部的舞台也够大，母校的舞台也够大，能在这儿踏踏实实做点事情，我毫无遗憾。”

　　1963年，贾宇出生在青海省贵德县的一个山村里。他说，小时候，站在他家院子里放眼望去，就能看见远处山上如云朵般飘来飘去的羊群和一座终年积雪不化的山峰。

　　与高山巍峨，山泉清澈，空气清新等词汇相对的，是这里的贫穷落后。贾宇回忆：“当时年龄比较小，不知道城里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便也不觉得有多艰苦。现在回过头看自己当初过的生活，确实非常艰苦。”然而正是淳朴的山民、牧民和家乡艰苦的环境，对他吃苦耐劳、坚韧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艰苦的条件使练就了他“山的性格”。直率，做事情不喜欢绕弯子，说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评价。

　　汪世荣教授介绍说，1997年，贾宇担任法律系主任。“法律系如何发展？”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最终，他和大家一起找到了答案。他带领法律系的主要领导，包括总支书记高全仁等，用3个月时间，实地参观、走访了10余所全国各地的法学院系，请教、拜访了几乎所有知名大学法学学科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听取了他们关于如何进行法学学科建设的建议。回到学校之后，并制定了建设“一流法律系”的目标，提出了相应的各项建设措施。

　　2003年，贾宇担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当时的他认为，尽管西北政法学院地处西北，但这里是国家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2006年担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后，他明确提出了核心办学理念：回归大学本位。他认为，办大学需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办大学是干什么的，即搞清楚大学的职能问题。大学的职能就是创造知识、传承知识、培养人才，而不是把大学办得像机关、衙门。

　　汪世荣介绍，2012年，西北政法大学成功申报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贾宇校长力主将“西北地区的发展稳定与国家安全法律问题”作为研究方向，是其出生于青海民族地区，长期生活在西北，深切了解西北发展稳定与国家安全关系作出的正确判断。他带领学术团队，走遍新疆天山南北，深入民族自治乡村，和民族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与基层政法干警交流、交心，是其从事科研的独特方法，从实践中学，以开放的心态参与调研，这也是其做人做事的基本格调。

　　针对世界范围内严重存在的恐怖主义犯罪问题，2015年，贾宇校长提出了建立“反恐怖主义法学院”的主张，并亲自担任院长，作为“操盘手”完成了学院的建设任务。

　　愿你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对于贾宇此番离去，学子们的留言读来真的有种让人泪流满面的冲动。一名学生回忆道“在我小时候，人们说到政法，说的都是政法学院；到了后来上高中，又知道了政法学院变成了政法大学；最后报志愿的那一年，政法升成了一本；经历了三轮的涅槃，而这一切的主导人，无外乎因为有一位校长叫贾宇。"

　　学生们称他为“中国好校长”。因为去年的此时，同样的烈日炎炎，贾校长在给毕业生寄语的同时致歉：“学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让同学们年年酷暑 无处可乘凉 ， 进寝室、桑拿房——汗湿裳、床板烫 ，毕业前还在呼吁 装空调，贾校长 ”。

　　去年的夏天真的很热，热到爆炸，贾校长在致歉的同时还要求后勤处每晚不断电，保证风扇的正常运转和学生们的期末复习。

　　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故事的结局是上一年刚道完歉的贾宇今年就为所有寝室装上了空调，临走之前的他给全校同学送上最后一份大礼。

　　还有很多学生回忆了那次“我还可以讲”的讲座。那次讲座的主题是“新疆的反恐形势”，当时贾宇刚从新疆调研回来，给反恐学院的学生开讲座，人非常多。但中途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扩音器坏了，听不到声音了。当时场内一阵骚动，同学们都听不到声音了，本以为要去换一个扩音器或者暂时停止，没想到贾宇校长却并没有，他挥手示意大家静静。

　　全场安静下来后，他加大嗓音说道：“同学们，虽然扩音器坏了，但是我还可以讲。大家不要吵，我声音放大点就可以了。”紧接着，整整一个报告厅都听得到他那浑厚的声音，即使讲得口干舌燥也没有停止，反而加大声音怕后面的同学听不见，在座的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讲解。

　　讲座结束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为了精彩的报告而鼓掌，更为贾宇校长的原声而鼓掌。

　　从1979年16岁步入西北政法大学求学到54岁任校长离职，当年的青葱少年双鬓已经有了些许白发，对于这个他有着青春记忆的校园，学生们对他亲切地呼唤：“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此去前程似锦 他日相逢依旧赤诚

　　西北政法大学建校以来一直传承这样的传统。陕北公学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缔造的高等学府，在抗日烽火硝烟中诞生初始，就将自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在80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立足陕西、扎根西部、服务全国，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为中华民族和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民有信仰，民族才能有希望，国家才能有力量。走法治道路、建设法治强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诚如贾宇在毕业致辞时所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才能有希望，国家才能有力量。走法治道路、建设法治强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作为西法大学子，无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走向社会做什么工作，都应固守法治底线，做法治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法治国家的建设者和引领者。要始终坚守法治信仰，坚信法治的价值，自觉且真诚抱有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念，追求公平正义，捍卫法治理想。从人类法律文明史来看，建设法治国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自觉认知并担负起历史重任，在责任与担当中砥砺前行。

　　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从国家治理来说，公生勤、公生廉、公生明、公生严，为公才能为治。清康熙皇帝在《政要》中说：“果能以公胜私，于治天下何难”。从社会治理来说，公生平、公生诚、公生和谐、公生安定。目前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经济和技术走得很快，但社会文明素质和伦理道德的提升跟不上来。受小农意识、小市民意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影响，只关心个人得失、只贪图个人便利、只精打个人算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在社会人心中占据了太多的位置。技术和创新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拷问我们的内心。举例来说，在我们将共享单车骑到目地后，能不能都放到一个应该放的地方，且谨慎使用、小心爱护？“官船漏、官马瘦、官养的老爹不长肉”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公利不护，公德不彰，公序不维，公益漠视，甚至假公济私、损公肥私，那么中华民族岂不又是一盘散沙，即使一时间经济富庶，怎么可能在风起云涌、危机四伏的世界上安享持久的幸福？我们每个人无时不置身于社会中，受社会风气的熏染。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维护，需要我们每个人把群利作为优先考量，不能光搭顺风车，更不能只靠围观吐槽解决问题，而应该身体力行，一点一滴去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人生中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困苦，坎坎坷坷。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有时候艰难困苦，正是对心性的最好磨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理智理性对待遇到的磕磕绊绊。丧亲了，失恋了，失业了，都是人间常态，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摔倒了，爬起来，包扎好伤口，擦去眼泪，继续前行。人生的路长着呢，“左右是左右”“那都不是事”，不能因为一两件事情把自己击垮打趴下。

　　最后，自然是不一样的最后，他在致辞时深情地表示，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今天毕业的同学们在西法大的校园里求学成长度过了千余个日日夜夜，我则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了整整38个春夏秋冬。不管时间长短，当我们要转身告别时，都对这所学校充满了留恋和不舍，以后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记得大秦岭下的这座天平楼，还有天平广场上的这棵老槐树。这里是我们的根，这里有我们的魂，这里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请大家时时刻刻记住我们的母校，并为她加油呐喊，为她祈福祝愿。

　　再见了，同学们！

　　再见了，西法大！

　　祝愿大家此去前程似锦，

　　他日相逢依旧赤诚。

　　贾宇可能不知道，这一句多出来的再见，让多少人潸然泪下。在这一天，在与他交融了半生的西法大校园里，所有毕业了的、没毕业的学生，都在以赤诚之心仰望他，祝福他，愿他此番离去，无论走多远，永远都是那个行走于天地之间，温润而又锐意的翩翩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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